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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思想上的忧虑
在图书馆、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很少因忧虑而精神崩溃，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享受这种“奢侈”。
我永远也忘不了几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班上的一个学生马利安·道格拉斯告诉我们，他家里遭受到不幸的悲剧，并且是两次。第一次他失去了他5岁的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和他的妻子都以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承受这个打击。然而，祸不单行。“10个月之后，上帝又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女儿——而她只活了5天就死了。”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人几乎无法承受。“我承受不了，”这个做父亲的告诉我们说，“我睡不着，吃不下，也无法休息或是放松。我的精神受到致命的打击，信心尽失。”最后他去看了医生。一个医生建议他吃安眠药，另外一个医生则建议他去旅行。他两个方法都试过了，可是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他说：“我的身体好像被夹在一把大钳子里，而这把钳子愈夹愈紧，愈夹愈紧。”那种悲哀给他的压力——如果你曾经因悲哀而感觉麻木的话，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了。
“不过，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一个4岁大的儿子，他使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天下午，我悲伤地呆坐在那里，他问我：‘爸爸，你可以给我造一条船吗？’当时，我实在没有心情给他造船。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的儿子是个很会缠人的小家伙，我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去做。
“造那条玩具船，大概花了我3个小时的时间，等到船造好之后，我发现这造船的3小时，使我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放松我的心情。
“这个大发现使我从恍忽中惊醒过来，也使我想了许多——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发现，如果你忙着做一些需要计划和思考的事情的话，就很难再有时间去忧虑了。对我来说，造那条船时我的忧虑全都不见了，因此我决定让自己不停地忙碌。
“第二天晚上，我看了看每一个房间，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列成一张单子。有许多小东西，例如书架、楼梯、窗帘、门钮、门锁、漏水的龙头等等需要去修理。让人难以想像的是，我在两个星期之内，竟然列出了242件需要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那些事情大部分都已经完成。另外，我也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启发性的活动：每个星期，有两天晚上我要到纽约市参加成人教育班，并参加一些小镇上的活动。我现在是校董会的主席，参加很多的会议，并协助红十字会和其他的机构募捐。我现在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因而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忧虑。”
没有时间去忧虑，这正是邱吉尔在战事紧张到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的时候所说的。当别人问他是不是为那么重的责任而忧虑时，他说：“我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忧虑。”
查尔斯·柯特林在发明汽车自动点火器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形。柯特林先生一直是通用公司的副总裁，负责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车研究公司，最近才退休。可是，当年他却穷得要把谷仓里堆稻草的地方作为实验室。家里的开销，都得靠他太太教钢琴赚来的1500美圆。后来，他不得不用他的人寿保险抵押借了500美金圆。我问过他太太，在那个时期她是不是很忧虑，她回答说：“是的，我担心得睡不着觉，可是柯特林先生却丝毫也不担心。他整天埋头于工作中，没有时间去忧虑了。”
伟大的科学家巴斯特也曾经提过“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所找到的平静”。平静为什么会在那儿找到呢？因为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工作的人，通常都埋头于他们的工作当中，没时间为他们自己担忧。做研究工作的人也很少精神崩溃，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享受这种“奢侈”。
为什么“让自己忙着”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能够把忧虑从你的思想中赶出去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定理，这条定理就是：不论一个人多么聪明，都无法在同一时间内思考一件以上的事情——这是心理学所发现的基本定理之一。让我们来作一个实验吧：假定你现在坐在椅子上，闭上双眼，试着在同一个时间去想自由女神，以及你明天早上打算做什么事情。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能轮流想其中的一件事，而无法同时想这两件事情，对不对？就你的情感来说，也是如此。例如，我们不可能充满热情地想去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同时又因为忧虑而拖延下来。一种感觉会把另一种感觉赶出去——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发现，使得军方一些心理治疗专家能够在战时创造出医学奇迹。
当有些人因为在战场上受到打击的经历而退下来的时候，他们都患上了一种“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军方的医生，大都采取“让他们忙着”的治疗方法。
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每时每刻都让这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人充满活力，例如钓鱼、打猎、打球、打高尔夫球、拍照片、种花，以及跳舞等等，根本不让他们有时间去回想那些可怕的经历。
“职业性的治疗”是近代心理医生所用的新名词，也就是把工作当做治病的药。这并不是新的办法，在耶稣诞生500年以前，古希腊的医生就已经使用这种方法了。
在富兰克林那个时代，费城教友会的教徒也使用过这种方法。1774年，有一个人去参观教友会办的疗养院，看见那些精神病人正忙着纺纱织布时，他大为震惊。他认为那些可怜而不幸的人正在被剥削。后来教友会的人向他解释说，他们发现那些病人只有在工作的时候病情才能真正有所好转，因为工作能安定他们的神经。
任何一个心理治疗医生都能够告诉你：工作——不停地忙着，是治疗精神病的最好药剂。著名诗人亨利·朗费罗先生在他年轻的妻子去世之后，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有一天，他太太点了一支蜡烛，来熔化一些信封的火漆，结果烛火引燃了衣服。朗费罗听见她的叫喊声时，虽拼命扑救，但她还是因为烧伤而死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朗费罗无法忘掉这次可怕的经历，几乎发疯。幸好他3个幼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虽然他很悲伤，但还是要父兼母职。他带他们出去散步，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一起玩游戏，还把他们父子间的亲情永存在《孩子们的时间》一诗里，同时他还翻译了但丁的《神曲》。这些工作加在一起，使他忙得完全忘记了自己，也重新得到思想的平静。就像班尼生在最好的朋友亚瑟·哈兰死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一定要让自己沉浸在工作里，否则我就会沉浸在苦恼中。”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因日常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沉浸在工作里”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在下班以后——就在我们能自由自在享受我们的悠闲和快乐的时候——忧虑的魔鬼就会开始攻击我们。这时候我们常会不由自主地想，我们的生活里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干好工作，老板今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或者我们的头是不是开始秃了……
当我们不忙的时候，脑筋常常会变成真空。每一个物理专业的学生都知道“自然界中没有真空状态”。比方说打破一个白炽灯泡，空气立即就会进去，充满了从理论上说来是真空的那一块空间。
你的大脑空出来时，也会有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通常是你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忧虑、恐惧、憎恨、嫉妒和羡慕等等情绪，都是由我们的思想所控制的，而这些情绪都非常猛烈，往往会把我们思想中所有平静、快乐的思想和情绪撵走。
詹姆士·马歇尔是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教授。他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你最容易受忧虑伤害的时候，不是在你正忙着工作的那段时间，而是在你干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那时，你的想像力会混乱起来，使你想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把每一个小错误都加以夸大。在这种时候，你的思想就像一辆没有载货的车子，横冲直撞，摧毁一切，甚至把你自己也撞成碎片。消除忧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你自己忙着，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并不是大学教授懂得这个道理，才能将其付诸实践。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深奥，要懂得它并且付诸实践并不困难。战时，我碰到一个住在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她发现“消除忧虑的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着，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时候我正在从纽约回密苏里农庄的路上，在餐车上碰到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
这对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儿子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加入陆军部队。那个女人当时非常担忧她的独子，这几乎使她的健康严重受损。她常常想：他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安全呢？还是正在打仗？他会不会受伤或者阵亡？
我问她后来是如何将忧虑克服的。她回答说：“我让自己忙着。”她告诉我，她开始把女佣辞退，希望做家务能让自己忙着，可是这没有多少用处。“问题是，”她说，“我做家务总是机械化的，完全不用思想，所以当我铺床和洗碟子的时候，还总是担忧着。我发现我需要一些新的工作，才能使我在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使身心两方面都忙碌起来，于是我就到一家大百货公司当了一名售货员。”
“这下好了，”她说，“我马上发现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不停运动着的大旋涡里：顾客挤在我的四周，他们问我价钱、尺码、颜色等等问题。我没有一秒钟想到除了手边工作以外的事情。到了晚上，我也只能想如何让双脚休息一下。当我吃完晚饭之后，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再去忧虑。”
她所发现的这一点，正如约翰·科伯尔·波斯在他那本《忘记不快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的：“一种舒适的安全感，一种内在的宁静，一种因快乐而反应迟钝的感觉，都能使人在专心工作时精神平静。”
而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有福气。世界最有名的女冒险家奥莎·强生最近告诉我她是如何从忧伤中解脱出来的。也许你读过她的自传《与冒险结缘》。如果真有哪个女人能跟冒险结缘的话，也就只有她了。马丁·强生先生在她16岁那一年，把她从堪萨斯州查那提镇的街上一把抱起，到婆罗州的原始森林里才把她放下，他娶了她。
25年来，这一对来自堪萨斯州的夫妇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拍摄了在亚洲和非洲逐渐绝迹的野生动物的影片。9年前，他们回到美国，到处作演讲，放映他们拍的电影。在丹佛城搭飞机飞往西岸时，他们乘坐的飞机撞了山，马丁·强生当场死亡，医生们都说奥莎永远不能再下床了。可是他们并不了解奥莎·强生，3个月以后，她就坐着一架轮椅，在许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在那段时间里，她作了100多次演讲，都是坐着轮椅去的。当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她回答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让我没有时间去悲伤和忧虑。”
奥莎·强生发现了丹尼森先生——他比她早一个世纪——在诗句里所说的同一个真理：“我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则我就会挣扎在绝望之中。”
海军上将拜德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覆盖着冰雪的南极小茅屋里单独住了5个月。在那冰天雪地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要大的大陆。拜德上将单独在那里度过5个月，周围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存在。天气出奇地寒冷，当风吹过他耳边的时候，他能听见他的呼吸几乎冻住了，冻得像水晶一般。他在《孤寂》这本书里，叙述了他在既难过又可怕的黑暗中度过的那5个月的生活。他一定得不停地忙碌才不至于发疯。
“在夜晚，”他说，“当我把灯吹熄之前，我养成了分配第二天工作的习惯。也就是说，为我自己安排下一步该做什么。例如，用一个小时去检查逃生用的隧道，用半个小时去挖横坑，用一个小时去看看那些装燃料的容器，用一个小时在藏飞行物的隧道的墙上挖出放书的地方来，再花两个小时去修拖人的雪橇……”
“能把时间分开来，”他说，“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使我有一种可以主宰自我的感觉……”他又说，“要是不这样做的话，那日子就过得没有目的。而没有目的的话，这些日子就会像往常一样，最后弄得分崩离析。”
假使我们为某件事情担心的话，让我们记住，我们可以把工作当做很好的古老治疗法。以前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当教授的、已故的李察·柯波特博士说：“我很高兴看到工作可以治愈很多病人。他们所感染的，是由于过分疑惧、迟疑、踌躇和恐惧等等所带来的病症。工作所带给我们的勇气，就像爱默生永不消失的自信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一直忙着——如果我们闲坐在那里发愁——我们会产生一大堆被达尔文称之为“胡思乱想”的东西。而这些“胡思乱想”就像传说中的妖精，会掏空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意志力和行动能力。
我认识纽约的一个商人，他用忙碌来赶走那些“胡思乱想”，使他没有时间去烦恼和发愁。他的名字叫屈伯尔·郎曼，也是我成人教育班的学生。他征服忧虑的经过很有趣，也很特殊，所以下课之后我请他和我一起去消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一直坐到半夜，谈着他的那些经历。
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故事：“18年前，我因为过度忧虑而得了失眠症。当时我脾气暴躁，而且非常紧张不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这样发愁是有原因的。我当时是纽约市西百老汇大街皇冠水果制品公司的财务经理。我们投资了50万美金，把草莓装在一加仑装的罐子里。20年来，我们一直把这种一加仑的罐装草莓卖给制造冰淇淋的厂商。后来我们的销售量突然大跌，因为那些大的冰淇淋制造厂商，像国家奶品公司等等，产量急剧增加，而为了节省开支和时间，他们都买36加仑一桶的桶装草莓。
“我们不仅卖不出去价值50万美圆的草莓，而且根据合同规定，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我们还要再购买价值100万美圆的草莓。我们已经向银行借了35万美圆，既还不出钱，也不能再续借这笔借款，我当然担忧了。
“我赶到我们在加州华生维里的工厂，想让总经理相信情况有所改变，我们可能面临毁灭的命运。但他不肯相信，而是把这些问题都归罪给纽约的公司以及那些可怜的业务员。
“在经过几天的要求之后，我终于说服他不再用这种包装，而把新的包装投放在旧金山的新鲜草莓市场上去卖。这样做差不多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困难，因此我应该不再忧虑了，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忧。有人说忧虑是一种习惯，而我已经染上这种习惯了。
“我回到纽约之后，开始为每一件事情担忧，在意大利买的樱桃，在夏威夷买的凤梨等等，我非常紧张，睡不着觉，就像我刚刚说过的，精神几乎就要崩溃了。
“在绝望中，我换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结果治好了我的失眠症，也使我不再忧虑。我让自己忙碌着，忙得必须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好使我没有时间去忧虑。以前我一天工作7个小时，现在我开始一天工作15至16个小时。我每天清晨8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我接下新的工作，负起新的责任，每当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不到几秒钟就酣然入睡了。
“这样过了差不多有3个月，我改掉了忧虑的习惯，再次恢复了每天工作7至8个小时的正常情形。这件事发生在18年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失眠和忧虑了。”
萧伯纳把这些总结起来说：“人们之所以忧虑，就是有空闲时间来想自己到底快乐不快乐。”因此，要想消除忧虑，就不必去想它，摩拳擦掌，让自己忙起来，这样你的血液就会加速循环，你的思想就会变得敏锐——让自己一直忙着，这是世界上治疗忧虑的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良药。
要改掉你忧虑的习惯，下面是第一条规则：
“让自己不停地忙着。忧虑的人一定要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则只有在绝望中挣扎。”
不要为小事而气馁
人生在世，只有短短几十年，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去为一些一年之内就会被忘了的小事而忧愁。
下面这个故事也许会让你终身难忘，而且很富有戏剧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罗勃·摩尔。
“1945年3月，我学到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课。”他说，“我是在中南半岛附近276英尺深的海底学到的。当时，我和另外87个人一起在贝雅S.S.318号潜水艇上。我们从雷达上发现，一支日本小舰队朝我们这边驶来。黎明时分我们升出水面发动攻击。我由潜望镜里发现一艘日本的驱逐护航舰、一艘油轮和一艘布雷舰。我们朝那艘驱逐护航舰发射了3枚鱼雷，但是都没有击中目标。那艘驱逐舰并不知道它正受到攻击，还继续向前驶去，我们准备攻击最后的一条船——那条布雷舰。突然，它调过头来，直朝我们开来(一架日本飞机发现我们在60英尺深的水下，把我们的位置用无线电通知了那艘日本的布雷舰)。我们潜到150英尺深的地方，以避免被它侦测到，同时准备好应付深水炸弹。我们在所有的舱盖上都多加了几层栓子，同时为了使我们的沉降保持绝对稳定，我们关掉了所有的电扇、整个冷却系统和所有的发电机器。
“3分钟之后，突然天崩地裂一般——有6枚深水炸弹在我们四周爆炸，把我们直压到海底深达276英尺的地方。我们全都吓得不知所措，呆住了，在不到1000英尺深的海水里受到攻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不到500英尺的话，几乎全都难逃厄运。而我们当时却正是在不到500英尺的水下受到了攻击，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水深等于只到了人的膝盖部分。
“那艘日本的布雷舰不停地往下丢深水炸弹，连续攻击达15个小时之久，如果深水炸弹距离潜水艇不到17英尺的话，爆炸的威力可以在潜艇上炸出一个洞来。有十几二十几个深水炸弹就在离我们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我们奉命‘固守’——静躺在我们的床上，保持镇定。我当时吓得几乎无法呼吸：‘这下死定了。’电扇和冷却系统都关闭之后，潜水艇的温度几乎高达华氏100多度，可是我却由恐惧而全身发冷，穿上了一件毛衣，又穿上一件带皮领的夹克，可还是冷得发抖。我的牙齿不停地打颤，全身冒着一阵阵的冷汗。
“15个小时之后，日本布雷舰的攻击突然停止。显然，那艘日本布雷舰用光了它所有的深水炸弹，这才离开。这15个小时的攻击，感觉上就像是1500万年。我过去的生活都一一呈现在我眼前，使我记起了以前做过的所有坏事，以及我曾经担心过的一些小事情。我在加入海军之前，是一个银行职员，曾经为工作时间太长、薪水太少，而且没有多少升迁机会发愁。我曾经因为没有办法买自己的房子、没有钱买新车、没有钱给我太太买好的衣服而忧虑过。我非常讨厌我以前的老板，因为他总是找我的麻烦。我还记得，每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总是又累又困，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的太太吵架。我甚至还为我额头上因为一次车祸而留下的伤痕发过愁。
“多年前，那些令人发愁的事看起来都是大事，然而在深水炸弹威胁着要把我送上西天的时候，这些事情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就在那时候，我告诫自己，如果我还有机会再见到太阳和星星的话，我永远不会再忧虑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也不会！在潜艇里的那可怕的15个小时里，我所领悟的生活道理，比我在大学念了4年的书所学到的要多得多。”
我们通常都能很勇敢地面对生活里那些大的危机，却会被那些小事搞得垂头丧气、焦头烂额。撒母耳·白布西在他的“日记”里谈到他看见哈里·维尼爵士在伦敦被砍头的事：在维尼爵士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别人饶他的性命，而是要求刽子手不要砍中他脖子上那块有痛伤的地方。
这也正是拜德上将在又冷又黑的南极洲的夜晚所发现的另外一点——他手下那些人常常为一些小事情而难过，但对于大事却没有足够的关心。例如他们能够毫无怨言地面对危险而艰苦的工作，在零下80度的寒冷中工作；“可是，”拜德上将说，“我却知道他们之间有好几个同在一间办公室的人彼此不讲话，因为他们怀疑对方乱放东西，占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我还知道队上有一个讲究所谓空腹进食、细嚼健康法的家伙，每口食物一定要嚼过28次才吞下去；而另外有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厅里找一个看不见这家伙的位子坐着，才可以把饭吃下去。”
“在南极的营地里，”拜德上将说，“任何类似的小事情都可能把训练有素的人逼疯。”其实，拜德上将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小事”如果发生在夫妻生活里，也会把人逼疯，甚至还会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之事”。
这话也是权威人士说的。芝加哥的约瑟夫·沙巴士法官在仲裁过4万多件婚姻案件之后说道：“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满，最基本的原因通常都是一些小事情。”而纽约郡的地方检察官法兰克·荷根也说：“我们的刑事案件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酒吧里逞英雄，为一些小事情争吵而侮辱了人，措辞不当，行为粗鲁——就是这些小事情，结果引起伤害和谋杀。真正天性残忍的人很少，一些犯了大错的人，都是由于自尊心受到小小的损害。一些微不足道的屈辱或虚荣心无法得到满足，结果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事。”
据说罗斯福夫人刚结婚的时候，“每天都在担心”，因为她的新厨子手艺很差很差。“可是，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罗斯福夫人说，“我就会耸耸肩，把这事给忘了。”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的做法。就连凯瑟琳——这位最专制的俄国女皇，在厨子把饭做坏了的时候，她也通常只是一笑了之。
有一次，我们到芝加哥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分菜的时候，他出了一些小错。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即使我注意到了，我也不会在乎的。可是他的太太看见了，马上当着我们的面跳起来指责他。“约翰，”她大声叫道，“看看你在搞什么！难道你就永远也学不会怎样分菜吗？”
随后她对我们说：“他总是出错，根本就不肯用心。”也许他的确没有好好地做，可是我实在佩服他能够跟他太太相处20年之久。坦白地说，我情愿只吃两个抹上芥末的热狗——只要能吃得很舒服——而不愿一边听她唠唠叨叨，一边吃北京烤鸭和鱼翅。
在那件事情之后不久，我夫人和我请了几位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饭。就在他们快来的时候，我夫人发现有3条餐巾和桌布的颜色不相配。
“我冲到厨房里，”她后来告诉我说，“结果发现另外3条餐巾送出去洗了。客人这时已经到了门口，我没有时间再换了，我急得差点哭了出来。我当时只想：‘为什么我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毁了整个晚上？’然后我又想到：‘为什么要让它毁了我呢？’于是，我走进去吃晚饭，决定好好地享受一下。而我果然做到了，我情愿让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说，“也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神经兮兮、脾气暴躁的女人。而且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那些餐巾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一条法律名言：“法律不会去管那些小事情。”人也不该为这些小事而忧虑，如果他希望求得心理安宁的话。
在大多数时间里，要想克服由小事情所引起的困扰，只需把着眼点和重点转移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让你有一个新的、能使你开心一点儿的看法。我的朋友荷马·克罗伊是一个作家，写过几本书。他为我们举了一个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好例子。他以前写作的时候，总是被纽约公寓热水灯的响声吵得发疯。因为蒸气会砰然作响，然后又是一阵杂响声。他听到之后会坐在书桌前气得直叫。
“后来，”荷马·克罗伊说，“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露营。当我听到木柴烧得啪啪作响时，我突然想到：这些声音多么像热水灯的响声，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声音，却讨厌那个声音呢？回到家以后，我对自己说：‘火堆里木头的爆裂声，是一种很好听的声音，热水灯的声音与它相差无几，我该埋头大睡，不去理会这些噪音。结果，我果然做到了。头几天我还会注意热水灯的声音，可是不久我就把它们整个忘了。
“很多其他的小忧虑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不喜欢，结果弄得整个人都很颓丧，而这正是因为我们夸大了那些小事的重要性……”
狄士雷里说过：“生命太短促了，不能再只顾小事。”
“这些话，”安德烈·摩瑞斯在《本周》杂志中说，“曾经帮我熬过了很多很痛苦的经历。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一些本应该不屑一顾的小事情弄得心烦意乱……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我们却浪费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去为一些在一年之内就会被所有人忘了的小事而发愁。不要这样，让我们只去实践那些值得做的行动和感觉，去想伟大的思想，去经历真正的感情，去做必须做的事情。”
即使是吉布林这样有名的人，有时候也会忘了“生命是这样短促，不能再顾及小事”。其结果呢？他和他的小舅子打了维尔蒙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场官司——这场官司打得有声有色，有一本书中记载着，书的名字叫《吉布林在维尔蒙的领地》。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吉布林娶了一位维尔蒙地方的女孩子凯洛琳·巴里斯特，在维尔蒙的布拉陀布罗造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准备度过他的余生。他的小舅子比提·巴里斯特成了吉布林最好的朋友，他们俩时常在一起工作和游戏。
后来，吉布林从巴里斯特手里买了一块地，事先协议好巴里斯特可以在那块地上割草。有一天，巴里斯特发现吉布林在那片草地上开了一个花园。对此，他很生气，暴跳如雷，吉布林也反唇相讥，两个要好的朋友反目成仇，吵得昏天黑地。
几天之后，吉布林骑着他的脚踏车出去玩，他的小舅子突然驾着一辆马车从路的那边过来，逼得吉布林跌下了脚踏车。而吉布林这个曾写过“众人皆醉，你应独醒”的人此时也昏了头，告到官府，将巴里斯特关押起来。接下来他俩打了一场很热闹的官司，一些大城市里的记者们都挤到这个小镇上来，这个新闻传遍了全世界。事情无法解决，这次争吵最后使得吉布林和他的妻子永远离开了他们在美国的家，而这一切忧虑和争吵，只不过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一车子干草。
皮瑞克里斯在2400年前说过：“来吧，诸位！我们在小事情上耽搁得太久了。”一点也不错，我们的确是耽搁太久了。
下面是哈瑞·爱默生·傅斯狄克博士所讲的故事里最有意思的一个——是关于森林里的一个巨人在战争中如何得胜，又如何失败的：
“在科罗拉多州长山的山坡上，躺着一棵大树的残骸。自然学家告诉我们，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发芽的时候，哥伦布才刚在美洲登陆；第一批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它才长了一半大。在它漫长的生命里，曾经被雷电击中过14次；400年来，无数的狂风暴雨侵袭过它，它都能战胜并且巍然屹立。但是在最后，一小队甲虫攻击这棵树，使它倒在地上。那些甲虫从根部往里面咬，就只靠它们很小但持续不断的攻击，渐渐伤了树的元气。这个森林里的巨人，岁月不曾使它枯萎，闪电不曾将它击倒，狂风暴雨没有折断它，却因一小队可以用大拇指和食指就捏死的小甲虫而终于倒了下来。”
我们岂不都像森林中的那棵身经百战的大树吗？我们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狂风暴雨和闪电的打击，但都撑过来了。可是却会让我们的心被忧虑的小甲虫咬噬——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甲虫。
几年以前，我去了一趟怀俄明州的提顿国家公园。和我一起去那儿的是怀俄明州公路局局长查尔斯·谢费德，还有他的一些朋友。我们本来想一同去参观坐落在那公园里的洛克菲勒的一栋房子，可是我坐的那辆车转错了一个弯，迷了路。等我到达那栋房子的时候，比其他车子晚了一个小时。谢费德先生早就到了，但他没有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所以他在那个天气又热、蚊子又多的森林里等了一个小时，等我们到达。那里的蚊子多得会让圣人发疯，可是它们不能战胜查尔斯·谢费德。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是不是正忙着驱赶蚊子呢？没有，他正在吹笛子（在等我们的时候，他折下一小段白杨树枝，做了一根小笛子），纪念一个知道如何不理会那些小事的人。
因此一定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二条：
“不要让自己因为一些应该抛弃和忘记的小事而忧虑，要记住：生命如此短暂，不要再为小事而烦恼。”
平均概率可以战胜忧虑
当我们害怕被雷电击死，害怕坐火车翻车时，只要想一想这些事情发生的平均概率，至少会把我们笑死。
我从小生活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上。有一天，在我帮母亲摘樱桃的时候，我突然哭了起来。母亲问我：“加利，你为什么哭啊？”我哽咽着回答：“我怕被活埋。”
那时候我心里总是充满了忧虑：暴风雨来的时候，我担心被雷电击死；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我担心食物不够吃；另外，我还怕死了之后会下地狱；我怕一个名叫詹姆·怀特的大男孩会割下我的两只大耳朵——就像他威胁我的那样。我忧虑，怕女孩子在我向她们脱帽鞠躬的时候取笑我；我忧虑，担心将来没一个女孩子愿意嫁给我；我还为我们结婚之后，我对我太太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而操心。我想像我们将会在一间乡下教堂结婚，会坐一辆上面垂着流苏的马车回农庄……可是在回农庄的路上，我该如何一直不停地跟她谈话呢？这该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在耕地的时候，也会常常花几个小时想这些“惊天动地”的大问题。
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我渐渐发现我所担心的那些事，99％根本就不会发生。比方说像我刚才所说过的，我以前很怕雷电。可是现在我知道，不论是哪一年，我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大概只有三十五万分之一。
我害怕被活埋的忧虑，更是荒谬至极。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在发明木乃伊以前——在1000万个人里也可能只有一个人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却因为害怕这件事而哭过。
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死于癌症，如果我一定要发愁的话，我就应该为得癌症这种事情发愁，而不应该担心被雷电打死，或者被活埋。
事实上，我刚才所说的都是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所忧虑的事。可是我们许多成年人的忧虑，也几乎一样荒谬可笑。要是我们能够停止忧虑，我们就可以根据事情发生的平均率来评估我们的忧虑究竟值不值，如此一来，我想你和我应该可以去除99％的忧虑。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险公司——伦敦的罗艾得保险公司——就靠大家对一些根本很难得发生的事情担忧，而赚进了巨额的财富。伦敦的罗艾得保险公司是在跟一般人打赌，说他们所担心的灾祸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不过，他们不把这叫做赌博，他们称之为保险，实际上这是以平均率为根据的一种赌博。这家大保险公司已经有200年的良好历史记录了，除非人的本性会改变，否则它至少还可以继续存在5000年。而它只是替你保鞋子的险，保船的险，利用平均率来向你保证那些灾祸发生，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常见。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所谓的平均率，将会因我们所发现的事实而惊讶。比方说，如果我知道在5年以内，我就得打一场盖茨堡战役那样惨烈的仗，我一定会大为惊恐。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加保我的人寿险；我会写下遗嘱，把我所有的财物变卖一空。我会说：“我大概无法撑过这场战争，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过剩下的这些年。”然而事实上，根据平均率，在和平时期，50～55岁之间，每1000个人里死去的人数，和盖茨堡战役里16．3万士兵每1000人里阵亡的人数大致相同。
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洛矶山区利贡湖的岸边遇到了何伯特·萨林吉夫妇。萨林吉太太是一个很平静而且很沉着的女人，她给我的印象是她从来没有忧虑过。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前，我问她是不是曾经因为忧虑而烦恼过。“烦恼？”她说，“我以前的生活几乎被忧虑毁了。在我学会征服忧虑之前，我在忧虑的折磨中生活了11年。那时候我脾气很坏，又很急躁，整日生活在十分紧张的情绪之中。我每个星期都要从家里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买东西，可是即使买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得要命：也许我又把电熨斗放在烫衣板上了，也许房子烧起来了；也许我的女佣跑了，丢下孩子不管；也许孩子们骑脚踏车出去，被汽车撞了……我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这些念头而冷汗直冒，会冲出店去，搭公共汽车回家，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很好。难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没有成功。
“我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很平静、对什么事都能加以理性分析的人，但从来不为任何事情忧虑。每次我神情紧张或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不要慌，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平均率，看看这种事情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
“举个例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我们从阿布库基开车去卡世白洞窟，经过一条土路，在半路上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路面很泥泞，汽车打滑，无法控制。我想我们一定会滑到路边的水沟里，可是我的丈夫一直不停地对我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事的。即使车子滑到沟里，根据平均率，我们也不会受伤。’他的镇定和信心感染了我，使我总算平静下来。
“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加拿大的洛矶山区托昆谷露营。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营帐扎在海拔达7000英尺高的地方，突然下起了暴风雨，我们的帐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帐篷是用绳子绑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的，帐篷在风里抖着，摇晃着，发出尖厉的声音。我每一分钟都在想：我们的帐篷要被吹垮了，要被吹到天上去了。我当时真的吓坏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说：
“‘亲爱的，我们有好几个印第安向导，这些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山地里扎营都有60年了，这个营帐在这里也过了很多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吹掉。根据平均率来看，今天晚上也不会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掉的话，我们还可以到另外一个营帐里去，何必那么紧张？……’我放松心情，结果后半夜睡得非常舒服。
“几年以前，小儿麻痹症横扫过加利福尼亚州我们所住的那一带。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可是我的丈夫叫我保持镇定，我们尽可能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方法：不让孩子们出入公共场所，暂时不去上学，不去看电影。在和卫生署联络过之后，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加州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儿麻痹症流行时，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也只有1835个孩子染上了这种病。而平常只在200～300人之间。虽然这些数字听起来还是很恐怖，可是让我们感觉到：根据平均率看起来，一个孩子感染的机会实在是很少。
“‘根据平均率，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一句话就消除了我90％的忧虑，使我过去20年的生活都过得美好而平静。”
当我回顾自己过去的几十年时，我发现我的大部分忧虑也都是自寻烦恼。詹姆·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经验也是如此。他是纽约富兰克林市格兰特批发公司的大老板。每次他都要从佛罗里达州批发10～15车的橘子等水果。他告诉我，他以前常常会想起许多很无聊的问题，比方说万一火车失事怎么办？万一水果滚得满地都是怎么办？万一车子正好经过一座桥，而桥突然垮了怎么办？当然，这些水果都是投了保险的，可他还是担心万一他没有按时把水果送到，就可能失去他的市场。他甚至担心自己忧虑过度而得了胃溃疡，因此去找医生为他作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太紧张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他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些问题。我对自己说：‘注意，詹姆·格兰特，这么多年来你批发过多少车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25000多车。’然后我问我自己：‘这么多车里有多少出过车祸？’答案是：‘噢——大概有5车吧。’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一共25000车，只有5车出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比率是五千分之一。换句话说，根据平均率来看，以你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你车子出事的可能率是5000：1，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然后我对自己说：‘嗯，桥说不定会塌下来。’然后我问我自己：‘在过去，你究竟有多少车是因为塌桥而损失的呢？’答案是：‘一本也没有。’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一座根本没塌过的桥，五千分之一的火车失事的机会，居然让你忧愁达到患了疾病的程度，岂不是太傻了吗？’
“当我这样来看这件事的时候，”詹姆·格兰特告诉我，“我觉得以前自己真的很傻。于是我就在那一刹那作出决定，以后让平均率来替我分忧——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我的‘胃溃疡’烦恼过。”
当埃尔·史密斯担任纽约州长的时候，我常听到他对攻击他的政敌说：“让我们看看记录……让我们看看记录。”然后他就会把许多事实讲出来。假使下一次你再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忧虑，就让我们学一学这位聪明的埃尔·史密斯先生，让我们查一查以前的记录，看看我们的忧虑到底有没有道理。这也正是当年佛莱德雷·马克斯塔特担心自己躺在坟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讲述的故事：
“1994年6月初，我躺在奥玛哈海滩附近一个散兵坑里。我当时正在999信号连服役，我们的部队刚刚抵达诺曼底。我看了一眼地上那个长方形的散兵坑，然后对自己说：‘这看起来像一座坟墓。’当我躺下来，准备睡在里面的时候，觉得那更像一座坟墓了，我忍不住对自己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坟墓。’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德军轰炸机开始飞过来，炸弹纷纷往下落，我吓得呆若木鸡。前三天，我简直没法入睡。到了第四天和第五天晚上，我几乎精神崩溃。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想办法的话，我很可能会疯掉。所以我提醒自己说：‘已经过了5个晚上了，而我还活得好好的，我们这一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只有两个受了点儿轻伤。而他们之所以受伤，也并不是被德军的炸弹炸伤的，而是被我们自己的高射炮碎片打中的。’我决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来消除我的忧虑。于是我在散兵坑里做了一个厚厚的木头屋顶，保护我自己不被碎弹片击中。
“我计算了一下位置和距离，告诉自己：‘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才有可能被打死在这个又深又窄的散兵坑内。’于是，我又算出了直接命中的比率，大概还不到万分之一。这样想着，过了两三夜，我平静下来，后来即使敌机来袭的时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稳。”
美国海军也常常利用平均率统计出来的数字，来振奋士兵的士气。一位以前曾当过海军的人告诉我，当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轮上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这艘油轮运的都是高标号汽油，因此他们都认为如果这艘油轮被鱼雷击中的话，就会爆炸，每个人都难逃一死。
可是美国海军有他们的办法。海军部队给他们发了一些统计数字，指出被鱼雷击中的100艘油轮里，有60艘并没有沉到海里去；而真正沉到海里的40艘里，只有5艘是在5分钟之内沉没的。那也就是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跳下船逃生，在船上丧命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样对军队的士气有没有帮助呢？“知道了这些平均数字之后，就使我的忧虑一扫而光。”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克莱德·马斯说，“船上的人都感觉轻松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机会，根据平均数字来看，我们大概是不会死在这里的。”
因此，要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三条：
“让我们看看以前的记录，让我们根据平均率问问自己：现在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机会是多少？”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栋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枚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枚戒指钩住了一颗铁钉，结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断了。
我吓坏了，立即尖叫了起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现在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中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左手都没有了。我问他缺了那只手是否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它，然后完全忘了它。
我经常想到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老教堂废墟上的一行字：“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个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有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将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眼里，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后却来了这封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被无情地粉碎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把自己淹没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写给我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勇于承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道理，即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也常常会提醒他们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宫殿墙上挂有下面这几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时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受。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惟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这种技巧，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经历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们因此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亲身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开始让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这样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
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头母牛因为草地缺水而干枯，或者天气太冷，或者是哪头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恼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这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俯首帖耳呢？不，绝对不是这样，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些难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凡是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决的，我就干脆把它撇开。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既然这样，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相似。“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诫罗马人，“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忧虑。”
莎拉·班哈特可以说是最懂得如何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可是后来，她在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掉。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因为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这样不可的话，也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直挺”。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颠簸成了碎块。后来他们做出一种轮胎，可以吸收以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不宁了。
战时，成千上万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精神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流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卫队之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的一个单位。他们让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不过是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现在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这千万吨的TNT顶上，就会让我吓得连骨髓都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更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奉命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弥漫着浓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码头。我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2000～4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TNT，足够把那条旧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打滑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条腿发软，心跳得几乎从胸中蹦出来。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做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里总是想着船随时都会被炸掉。
“在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好好谈了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地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就要被枪毙，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做得开心些。’
“我这样对自己说了好长时间，然后觉得轻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当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忧虑的时候，我就会耸耸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大声欢呼，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欢呼。
“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因此。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变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四条：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让忧虑“到此为止”
假如我们能给生活中的各种忧虑划出一个“到此为止”的界限的话，我们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快乐。
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在华尔街赚钱？当然，恐怕至少有100万以上的人想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本书恐怕就要卖一万美圆一本了。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而且很多成功的人都加以应用。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查尔斯·罗伯茨，他是一位投资顾问。
“我刚从得克萨斯州来到纽约的时候，身上只有两万美圆，是我朋友托付我到股票市场上来投资用的。我原以为，我对股票市场懂得很多，可是后来我赔得分文不剩。不错！在某些生意上我赚了几笔，可结果全部都赔光了。
“如果我只把自己的钱都赔光了，我倒不会怎么在乎。可是我认为把朋友们的钱赔光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有足够的钱。在我们的投资得到这种不幸的结果之后，我实在是很害怕再见到他们，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仅看得很开，而且还乐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开始仔细研究我所犯过的错误。我下定决心，在我再度进入股票市场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预测专家波顿·卡瑟斯，和他交上了朋友。我相信我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非常成功的人，我知道能做出这样一番事业的人，不可能全靠机遇和运气。
“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以前是怎么做的。然后告诉我一个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则。他说：‘我在市场上所买的每一宗股票，都有一个到此为止、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比方说，我买的是每股50美圆的股票，我马上规定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是45美圆。’这也就是说，万一股票跌价，跌到比买进价低5美圆的时候，就立刻卖出去。这样就可以把损失只限定在5美圆。
“‘如果你当初买得很聪明的话，’这位大师继续说道，‘你的赚头可能平均在10美圆、25美圆，甚至于50美圆。因此，在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美圆以后，即使你半数以上的判断错误，也能让你赚很多的钱。’
“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个办法，从此便一直使用，这个办法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美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所谓‘到此为止’的底限原则，也可以用于股票市场之外的地方。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给自己也画下‘到此为止’的界限，我在每一种烦恼和不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真是太妙了。
“举个例子吧：我经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以前总是在我的午餐时间过去大半后才赶来。而现在我告诉他说：以后等你‘到此为止’的限制是10分钟，要是你在10分钟以后才赶到，那我们的午餐就算告吹——你来也找不到我了。”
我真希望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就学会了将这种“到此为止”的限制用在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以及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压力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要抓住每一个可能会摧毁我思想平静的情况呢？为什么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没必要去操更多的心……”
不过，我至少觉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做得还不差，而且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情况——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当时我几乎眼看着我的梦想、我对未来的计划，以及多年来的工作付诸流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我3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决定终生以写小说为职业，想做个弗兰诺、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用美圆在欧洲生活，开销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儿过了两年，从事我的创作。我把那本书命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实在太好了，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而刮的大风雪一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一文不值，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哪怕他当时用棍子当头敲我，也不会让我更感到吃惊，我简直是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转呢？几个星期以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来。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你的忧虑画下‘到此为止’的限制”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部小说的两年时间看做是一次可贵的经历，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进。我回到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时候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我是不是很高兴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呢？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件事情，我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小时后悔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在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在华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制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且付出得太多的话，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写过许多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脾气。他们有一次竟然为了一块地毯的价钱而争吵了好多年：苏里文为他们剧院买了一块新地毯，可是当吉尔伯看到账单时，非常恼火。这件事后来甚至闹上了公堂，从此两个人到死都没有再交谈过。
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给苏里文。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同时上台谢幕，于是他们站在舞台的两边，分别面朝着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他们就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划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更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是我向来以为这样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争吵上，要是哪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
我真希望我的伊迪丝姑妈也能有林肯这样宽以待人的胸襟。她和姑父法兰克住在一栋被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的土质很恶劣，灌溉条件也差，收成自然不好。他们的日子很艰难，每一个小钱都得省着用。可是伊迪丝姑妈却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饰物来装饰家里，她曾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店赊购这些东西。姑父法兰克很担心他们的债务无法还清，而且他是个很注重个人信誉的人，不愿意欠债，因此他私下里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让他太太再赊账买他的东西。
当她听说这件事之后，大发怒火——那时离现在差不多有50年了，可是她还在发脾气。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她说起这件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快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法兰克姑父这种做法的确不对，可是你没有觉得，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你差不多埋怨了半个世纪，这难道比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坏吗？”
伊迪丝姑妈对她这些不愉快的记忆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她付出的是她自己内心的平静。
富兰克林小的时候，也犯了一次70年来一直难以释怀的错误。当他7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个哨子，于是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他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也不问问价钱就把那个哨子买了下来。“然后我回到家里，”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着，对我买的这个哨子非常得意。”可是等到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之后，大家都来取笑他。而他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懊恼地痛哭了一场。”
很多年之后，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做了美国驻法国的大使。他还记得因为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使他得到的痛苦多过了哨子所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在这个教训里学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我长大以后，”他说，“我见识到许多人类的行为，我认为我碰到很多人买哨子都付了太多的钱。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苦难部分产生于他们对事物价值作了错误的估计，也就是他们买哨子多付了钱。”
吉尔伯和苏里文对他们的哨子多付了钱，我的姑妈伊迪丝也一样，我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同样如此。还有不朽的托尔斯泰，也就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的作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在托尔斯泰生命最后的20年里，“可能是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人”。在他逝世前20年，崇拜他的人不断地去他家里，希望能见他一面，能听听他的声音，或者哪怕只摸一摸他的衣服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想在本子上记下来，就像那是一句“圣谕”一样。可是在生活上，托尔斯泰在70岁的时候，还不及富兰克林在7岁的时候聪明，他简直一点脑筋也没有。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下面就是我这么评价他的原因：托尔斯泰娶了一个他真心喜欢的女孩子。事实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开心，所以他们常常跪下来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能让他们继续过这种神仙伴侣的生活。然而，托尔斯泰娶的这个女孩子天性善妒，她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乡下姑娘，到处打探他的行动，甚至偷偷地溜进树林里去监视他。他们之间发生了许多非常可怕的争吵，她甚至嫉妒她自己的亲生女儿，曾经用枪把她女儿的照片打穿了一个洞。她会在地板上撒泼打滚，拿着一瓶鸦片，威胁说要自杀，以至于吓得她的孩子们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吓得尖声大叫。
那么托尔斯泰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他暴跳如雷，把家具打得粉碎的话，我倒不想怪他，因为他有理由这样去做。可是他所做的远远比这个要坏得多，他全部记在一本私人日记里！在那里面，他将一切都归咎于他的太太——这就是他的“哨子”。他想让他的下一代能够原谅他，于是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了他太太身上。而他太太又是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这种做法的呢？这还用问吗？很明显，她当然是撕毁并烧掉了他的日记。她自己也写了一本日记，把错误都推在托尔斯泰身上。她甚至还动手写了一本小说，书名为《谁的错》。在这本小说里，她把托尔斯泰描写成一个家庭破坏者，而她自己则分明成了一名烈士。
所有事情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把他们惟一的家变成托尔斯泰自称的“一座疯人院”呢？很显然，有这样几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极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不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的意见。我们会不会在乎应该怪谁呢？不会的，我们只会注意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会浪费一分钟去想托尔斯泰的私家事。这两个无聊的人为他们的“哨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50年的光阴都住在一个可怕的地狱里，只因为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愿意说“不要再吵了”。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足够的价值判断力，并能够说：“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马上告一段落，我们是在浪费生命，让我们现在就说‘够了’吧。”
不错，我相信“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的秘密之一。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定出一种个人的标准，我们的忧虑有一半可以迅速消除——即和我们的生活比较起来，什么样的事情才值得。
所以，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变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五条：
任何时候，当我们想掏钱购买的东西和生活比起来不算好的话，让我们先停下来，问自己下面三个问题：
一、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和我自己到底有哪些关系？
二、在这件令我忧虑的事情上，我应该如何确定“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然后把它整个忘掉？
三、我到底应该为这个“哨子”付多少钱？我是否已经付出了超过它价值的钱呢？
不要去锯木屑
惟一可以使过去的错误具有价值的方法，就是冷静地分析我们过去的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再把错误忘掉。
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通过窗户看见窗外院子里一些留在大石板和石头上的恐龙足迹。它们是我掏钱从耶鲁大学皮氏博物馆买来的。我还保留了一封皮氏博物馆馆长写给我的信，说这些足迹早在一亿八千万年前就有了。我想即使是一个白痴，也不会想返回一亿八千万年前去改变这些足迹。而一个人的忧虑就正如这种想法一样愚蠢，因为就算是180秒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去纠正它，可是我们却有很多人正在做类似的事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们可以想办法来改变发生在180秒钟以前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们却绝对不可能去改变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惟一可以使过去的错误具有价值的方法，就是冷静地分析我们过去的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再把错误忘掉。
我知道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我是不是一直有勇气、有思想去这样实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告诉你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奇妙经历吧，当时我竟让30多美圆从我手指缝里溜过，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成人教育辅导班，在很多城市里都有分部，我花了许多钱用来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我当时因为忙于教课，所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管理财务，而且我当时过于天真，不知道应该找一个很好的业务经理来支配各项支出。
最后，过了将近一年，我发现了一个既清楚、明白又很惊人的事实：虽然我们的收入不错，却没有赚到一点利润。在发现这点之后，我本应该立即着手去做两件事情：
第一，我应该有那个脑筋，去向黑人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佛尔学习，他存款的银行倒闭了——他五万美圆的存款，他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当别人问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已经破产了的时候，他回答说：“是的，我听说过了。”然后继续教书。他把这笔损失从他的脑子里抹去，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
我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分析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从中吸取教训。
可是坦白地说，这两件事我一样也没有做。相反，我却开始发愁。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恍恍惚惚的，睡不安稳，体重减轻了很多，不但没有从这次大错误里得到教训，反而接着犯了一个只是规模小了一点的同样的错误。
对我来说，要承认以前这种愚蠢的行为，实在是很窘迫的事。可是我很早就发现一个道理：“教20个人怎么做比自己一个人去做要容易得多。”
我真希望我也能够到纽约的乔治·华盛顿高级中学去当保罗·布兰德威尔的学生。这位老师曾教过住在纽约市布朗士区的亚伦·桑德斯。
桑德斯先生告诉我，教他生理卫生课的老师保罗·布兰德威尔博士，给他上了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课。
亚伦·桑德斯告诉我说：“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可是我那时候经常为很多事情发愁。我常常为自己犯过的各种错误而自责，交完考试卷以后，我常常会在半夜里睡不着，咬着我的指甲，担心我无法及格。我总是在想我所做过的那些事情，希望当初没有那样做；我总是在想我所说过的那些话，希望我当时能把那些话说得更好一些。
“有一天早上，我们全班走进实验室上实验课。我们的老师保罗·布兰德威尔博士将一瓶牛奶放在桌子边上。我们都坐下来，望着那瓶牛奶，不知道这和他所教的生理卫生课有什么关系。这时，保罗·布兰德威尔博士突然站了起来，一掌把那瓶牛奶打碎在水槽里。然后，他大声叫道：‘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哭泣。’
“然后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到水槽边去，好好地看看那瓶打碎的牛奶。‘好好地看一看，’他告诉我们，‘因为我要你们这一辈子都记住这一课，这瓶牛奶已经没有了——你们可以看到它都漏光了，无论你怎么着急，怎么抱怨，都没有办法再救回一滴。只要先用一点头脑，先加以预防，那瓶牛奶就可以保住。可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只是把它忘掉，丢开这件事情，只注意下一件事。’
“因为这次小小的表演，在我忘了我所学到的几何和拉丁文以后很久，我对这一课都还记得。事实上，这件事在实际生活中所教给我的，比我在高中读了那么多年所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好。它教会我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要打翻牛奶，万一牛奶打翻，全部个漏光的时候，就要彻底把这件事情给忘掉。”
有些读者大概会觉得，费这么大精力讲那么一句老话——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我知道这句话非常普通，也可以说是很陈旧。然而这样的老生常谈却包含了人类多少年来所积聚的经验智慧，这也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经过了世世代代才得以传下来的。即使你能读完各个时代伟大学者所写的有关忧虑的图书，你也不会看到比“船到桥头自然直”和“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这类更基本也更有用的了。只要我们能应用这两句老话，不去轻视它，我们根本就用不着读这本书了。然而，如果不能加以利用，知识就不能成为力量。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你什么新的知识，而是要提醒你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事，并且鼓励你把已经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我一直很佩服已故的佛雷德·福勒·夏德，他有一种能把老的事情用又新又吸引人的方法说出来的天分。他是费城一家报社的编辑。有一次他曾为大学毕业班讲演，他问道：“有多少人曾经锯过木头？请举手。”结果大部分的学生都举手表示曾经锯过。然后他又问道：“有多少人曾经锯过木屑？”没有一个人举手。
“当然，你们不可能锯木屑，”夏德先生说道，“因为那些都是已经锯下来的。过去的事也是如此，当你开始为那些已经做完的和过去的事忧虑的时候，你不过是在锯一些木屑。”
棒球老将康尼·麦克8l岁高龄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为输了的比赛忧虑过。
“噢，有的。我以前常这样，”康尼·麦克告诉我说，“可是多年以前我就不干这种傻事了。我发现这样做对我完全没有好处。磨完的粉子不能再磨，因为水已经把它们冲到底下去了。”
不错，磨完的细粉不能再磨，锯木头所剩下来的木屑也无法再锯了。不过，你还能消除你脸上的皱纹和胃里的溃疡。在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和杰克·邓普赛共进晚餐。当我们吃火鸡和桔酱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把重量级拳王的头衔输给金·腾尼的那场比赛。当然，这对他的自尊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他告诉我说：“在比赛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竟然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当第十回合结束的时候，我总算没有倒下去，但也只是没有倒下去而已。我的脸肿了起来，而且有多处伤痕，双眼几乎无法睁开……我只看见裁判员举起金·腾尼的手，宣布他为获胜者——我已经不再是世界拳王了。我在雨中往回走，穿过人群，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就在我往回走的时候，有些人想来握住我的手，另一些人眼睛里则饱含着泪水。
“一年之后，我和腾尼又打了一场比赛，可是我一点机会也没有，我就这样永远完了。要让我完全不去为这件事情发愁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对自己说：‘我不想生活在过去里，我不会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我要承受这次打击，不让它把我打倒。’”
而这一点也正是杰克·邓普赛所做到的事。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只是一再对他自己说“我不再为过去而忧虑”吗？不是！这样做只会迫使他想起他过去的那些忧虑。他的方法是勇于承受一切，忘掉他的失败，然后集中精力为未来制订计划。他的做法是开始重新经营百老汇的邓普赛餐厅以及大北方旅店；安排和宣传拳击比赛，举行各种拳赛展览会。他让自己忙着做一些富于建设性的事情，这样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为过去忧虑。“我过去10年的生活，”杰克·邓普赛说，“比我当世界拳王的时候要好得多。”
邓普赛先生告诉我，他没有读过很多书，不过他却正在不自觉地照着莎士比亚的话行事：“聪明人永远不会坐在那里为他们的错误和损失而悲伤；相反，他们会很高兴地想办法来弥补他们的创作。”
我阅读历史和传记，并观察一般人是如何渡过艰难关的，我一直既觉得吃惊，又羡慕那些能够忘记他们的忧虑和不幸并继续过快乐生活的人。
我曾经到辛辛监狱去看过，那里最让我吃惊的是，囚犯们看起来和平常人一样都是快乐的。我当即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刘易士·路易斯——当时辛辛监狱的监狱长。他告诉我，这些囚犯刚到辛辛监狱的时候，都心怀怨恨而且脾气暴躁，可是经过几个月之后，他们当中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都能忘掉他们的不幸，安定下来承受他们的监狱生活，并尽量过好。
路易斯监狱长告诉我，有一个辛辛监狱的犯人，一个在园子里工作的人——在监狱围墙里种菜种花的时候，还能一面唱歌。
所以，为什么要浪费眼泪呢？当然，犯了过错或疏忽大意都是我们的不对，可是这又怎么样呢？谁没有犯过错？就连闻名于世的拿破仑，在他所有重要的战役中也输过三分之一。也许我们的平均纪录并不会次于拿破仑，谁知道呢？何况即使调动所有国王的人马，也不能挽回过去的失误。
所以，让我们记住规则的第六条：
“不要试着去锯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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