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叫做《出路》的老纪录片又火了起来，导演用6年时间跟拍了3个不同阶层孩子在社会上的挣扎，由于家庭环境、父母对教育看法的不同，3个孩子一出生就走在了不同的人生轨迹，3个孩子也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为自己寻找未来的出路。

　　袁晗寒、徐佳、马百娟—三个孩子，三个不同的家庭，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国际大都市，不同的生活背景下，人和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差别？《出路》用它的镜头语言告诉了观众。

　　促使导演郑琼摁下开机键的，是和北京女孩儿袁晗寒的一次闲聊。40多岁的郑琼惊讶地发现，“在她的生活里，有那样多的选择，那样多的资源，和从小地方出来的我，感受完全两样。”作为对照，郑琼回到了湖北老家，在曾就读的高中，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复读生徐佳。此后，拍摄对象又加入了甘肃大山里的小女孩儿马百娟。”

　　中国的社会很大，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的诉求也十分多样，但不论贫穷或者富裕，重视教育，做一个负责的父母都十分重要。

　　山沟沟里的姑娘 马百娟

　　来自甘肃农村的12岁女孩马百娟全家住在窑洞，父亲60岁，人老身衰，母亲有智力障碍，家里还有一个14岁的哥哥，早早便辍学外出打工。

　　马百娟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孩子，也是这个纪录片里的第一位主人公，当纪录片刚开拍时，马百娟是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的一名2年级的学生。在这所小学里共有2名老师和5个学生，马百娟是其中最大的一名孩子。马百娟所在的会宁县是中国的贫困县，但却是有名的状元县，因为太穷了，大家都拼命考出去。
　　在2008年，马百娟全家一年开销也只有几百块，家里住的也是西北地区典型的窑洞，当马百娟父亲得知摄制组花300元租车拉设备的时候十分生气，那可是我们家一年花销！
　　年幼的马百娟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是打一碗水，然后把冷的馍馍泡在水里，放学回来她还要喂猪、做饭、背谷子。
　　在背谷子的时候，马百娟和家人要下一个十分陡峭的山坡。“在整个纪录片里那是一个很震撼的镜头，看到人就像跟蚂蚁一样讨生活，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纪录片导演郑琼说道。
　　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打消小百娟对学习的热爱。她想考北京的大学，农村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志愿，读书是改变他们命运，或者能让他们过的好一点的比较好途径。“我上了大学，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
　　而在3年以后再见到马百娟的时候，摄制组感到很惊讶，除了身材变高变胖外，15岁的马百娟退学了。然而这个年纪外出打工经常被拒绝，城市里人常问小百娟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上学了”，而马百娟却无法回答。
　　渐渐长大了的马百娟常常坐在村口的石桥上摇头，对于人生的出路她也有很多憧憬，也有很多想法。但能感觉到她也遇到了很多的限制。
　　马百娟的父母都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农村的女孩子不用读那么书，关键还是靠未来的丈夫。
　　马百娟的父亲认为女娃娃以后是别人家里的人，“书多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即使生了娃也拖累大，即使有工作干也干不成，反正她长大之后就要靠他老公”。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这个东西，好像这就是他的出路。
　　在剪片子的2015年，马百娟已经和他表哥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或许对她来说这个是一个现实的出路。而让人感到担忧的是有了这样一份人生体验的马百娟，她又会给她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爬也要让儿子上大学
　　而这部纪录片的第二个人物是农民工的孩子，三届高考复读生徐佳。导演拍摄徐佳的时候，正是他第三次复读的时候。
　　徐佳的父母是农民工，在城市中打拼受了很多屈辱，这让他很早意识到了生活的艰难，在父亲意外去世后他便成了全家唯一的希望，誓死要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早上5点，徐佳在出租屋醒来，用塑料盆打水，放在卫生间地上，蹲在马桶边洗了把脸，和同上高三的弟弟一起骑车去学校。兄弟俩挤一张大床，在纺织厂打工的妈妈睡同屋的一张小床。全天大部分时间，这个干瘦女人的腰都是弯着的：蹲在地上淘米煮饭，蹲在工厂把钢管收进筐里。
　　作为农民工，徐佳的父亲认为在城里打工受到了很多的屈辱，2007年，徐佳爸爸试开亲戚的卡车，连人带车滚到山下死了。死前，他给老婆留下一句话：“爬也要供孩子上学”。而徐佳的母亲也继续支持徐佳的学业，“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再赌一年吧”。
　　而徐佳学习也很认真，每年就是学习，从早自习到晚自习，复习看书成了徐佳每天的全部，“复读挺折磨人的，让人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有段时间整个人都冒汗，手发抖，根本做不下题目”徐佳说道。
　　而徐佳的高考之路很是曲折。高考失败后，徐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他立志要考上大学，把通知书拿到坟前给爸爸看。结果第二年，他又以一模一样的分数，倒在了本科线前。
　　“我怀疑是不是老天在耍我，我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心灰意冷的徐佳去了广州，在一家生产矿泉水瓶的工厂做工，每天工作12小时，报酬只有30元。后来又去东莞做农民工。一个月以后，他还是回到了高中课堂。
　　那个夏天，21岁的徐佳决定最后赌一把。可他的英语还是“怎么都学不会”，课间去楼下透气，他也要蹲在操场边用钥匙画着解题。
　　不过最后徐佳还是考进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在这里徐佳和其他孩子一样，开启了宝贵的大学时光。对于小地方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能体现公平竞争的一个方式。
　　当摄制组再次找到徐佳的时候，徐佳快毕业了，因为不是名牌大学，工作找的很辛苦。为了对得起去世的父亲，徐佳把高考当做唯一的出路，
　　而只有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才能让母亲过上好的生活，而工作并不如意，徐佳也在变，充满了对世间的犹豫和不满。而导演的一句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你才20多岁，到30岁的时候把很多社会与教育植入的一坨一坨屎挖出来，你才能真正变成一个人”
　　后来徐佳为给女友一个交代，也结婚了。身为农民工的子女，徐佳人生的轨迹受到了父亲的很大影响，也由于两位父亲的想法，都从不富裕家庭走出来的徐佳和马百娟，走的人生轨迹也完全不同。
　　无聊是最大的敌人
　　而纪录片中第三位主角袁晗寒和前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里。在纪录片中，袁晗寒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打哈气，她的最大敌人只有一个“无聊”。
　　17岁就退学的北京女孩袁晗寒，爸爸从事房地产、妈妈在电视台上班，从小家境优渥，学习钢琴、舞蹈、美术。
　　徐佳第三次高考的那个夏天，在北京一幢房前有竹子、屋后有泳池的别墅里，17岁的袁晗寒坐在秋千上，一边晃荡一边与郑琼聊起退学。

　　留过一级之后，眼看着又要不及格，出于“被开除不好听”，袁晗寒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袁晗寒的父母都是北京人，而她从小就上了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袁晗寒小时候学弹琴、跳舞、画画，后来装病放弃了前两种。更多的时候，她用各种方式对抗无聊。躺在校园草坪上揪两把草吃，或者用猪肉皮和米饭做一个少女的乳房。
　　由于种种原因，袁晗寒的妈妈认准了女儿是个艺术天才，这个女孩也从不缺乏展现才能的舞台。很小的时候，袁晗寒就拍摄过拆迁的胡同、给环保组织做过艺术短片，帮在电视台工作的妈妈做舞台布景，当然和许多文艺少女一样，袁晗寒常会思考各种关于死亡和存在的问题。
　　退学后的一大问题是怎样处理好大把的时间，和爱好艺术的孩子一样，袁晗寒想做一些有趣的手工、想排话剧，后来又去开了一个酒吧。
　　“我没有想过以后生活要做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
　　当后来摄制组继续跟拍袁晗寒的时候，她已经去了德国，最终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读书。顺利的话，她将拿一个相当于硕士学位的文凭。至于工作，她说自己可以去干任何事情，导购、卖票、当服务员都可以，“饿不死就行”。
　　这也是她对付人生中最大敌人——“无聊”的一个方法。袁晗寒偶尔也接一些零活，也来国内找一些实习，看国内和艺术相关领域的发展。而和以前一样，哈气依旧是袁晗寒的习惯动作，待在北京没事干也没啥意思，实习一下也挺好的，
　　而在剪辑的时候，袁晗寒已经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
　　徐佳承认社会是不公平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下一代会达到袁晗寒这个水平。如今他忙着好好工作“再借点钱凑个首付，争取买套学区房。”，而大山里的马百娟依旧为一个月1000块的工资所奔忙。
　　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为什么人生差距那么大？
　　公平谈了几千年，但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导演在马百娟结婚之后试图联系她，但是她一直不肯接电话。我想，可能是一种失望吧。明明自己还有梦想，但是最后却只能把这种期望寄托给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己还没活明白，就要养育下一代了。

　　很多人都羡慕袁晗寒，都以为她完全不需要自己努力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因为爸爸妈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所以自己可以上最好的幼儿园和最好的美院附中。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袁晗寒没有努力过吗？画画的能力是天生来的吗？最起码，我们看到了她爸爸妈妈在努力地撑起这个家。

　　很多人都批评这个视频，说把家庭背景当做孩子未来发展方向的唯一途径。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们很多人其实和视频中的徐佳差不多，即使家人已经为自己倾尽全力了，但是后续的美好人生还需要更多自我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将来成为自己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

　　如果我们活得浑浑噩噩，人生毫无光明，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些错误的人生观教导给孩子。长大之后，孩子可能就活成了我们这副模样。

　　知识从来就可以改变命运。每个人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

　　独立的思想，是最具有教育价值的东西。思想是自己的，可以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那些总是说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就自暴自弃的人是可惜的。只有装备了思想和知识，不管你是谁，你都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生。

　　愿你将来能出人头地，愿你的孩子也能出人头地。